《忘了我记得》剧照。（资料图）
遗忘并非突如其来。
起初，是在言谈中露出蛛丝马迹，热衷骑脚踏车，一向酷酷的父亲程家齐，突然提到要去拜访早已过世的老友。意识到记忆正在远去后，父亲开始在便利贴上写下女儿的名字、联络方式和必要物品的储存位置。再后来，妻子去世、另一位老友猝逝的接连打击下，他开始尿失禁，背着女儿羞愧地清洗脏污，眼神逐渐变得空无一物。
在5月底播出的Netflix短剧集《忘了我记得》中，导演刘若英用一种逐渐失控的节奏，展现一位失智症父亲的老去。
故事围绕着女儿对父亲的病后照拂展开。女儿程乐乐的中年生活一地鸡毛，在旅行社带团，因为和游客起了一次冲突，被领导无情开除，被行业封杀，只能白天在便利店打工，晚上到酒吧说脱口秀。
父亲程光齐，台湾资深“老克腊”，人到晚年仍然风趣健谈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日常结交爱骑行的老友，偶尔和“情人”们约会。
直到失智症袭来，两个人的生活被无差别摧毁。程乐乐再度搬来和父亲同住，在疲惫的看护生活中，得以再度审视父亲的人生，以及父女间的旧日记忆。
剧中细致对焦照顾病亲者的现实艰难，但呈现时难免带有刘若英一贯的“文青”底色。“我承认，我稍微浪漫化了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的真实。”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，“如果你经历过，你就知道，那些无力、苍白、撑不下去的残酷时刻，根本不需要我再花篇幅去描述。”
刘若英说，对很多观众而言，《忘了我记得》或许是一部催泪的文艺片、家庭片，但对自己而言，它是“恐怖片”，因为“里面的每一帧对我来说，都历历在目”。
中女的人生孤岛
《忘了我记得》可以说是这两年市面上常见的“中女剧”，导演兼编剧刘若英在剧中设置了同类题材剧常见的闺蜜三人组。只是，不知有意或无意，剧中每个主角的原生家庭与婚恋处境，都显得异常孤绝。
女主程乐乐在单亲家庭长大，父亲是轮机长，常在海上远航，母亲则是一个歌手梦未歇，现实里被母职捆绑的女性。在程乐乐的记忆中，母亲常常恹恹不乐，无心应对琐碎而繁重的家务，最终决定离家逐梦。
密友黄苏菲则是这两年影视剧里标准的独身女性。她在旅行社上班，四十多岁仍未成家，养一只猫，当成儿子照顾，家中监控一旦显示“猫儿子”有恙，立马奔逃回家。也因为没有世俗意义上的家庭负累，每年春节日本旅行团的领队工作，领导一贯交给她。
另一位密友林佳云早早成家，是相当标准的家庭主妇，日常生活围绕着两个孩子打转。只在每月固定的“月经会”，三人才在餐馆碰头，吐槽各自的近况。
不难在《忘了我记得》中感知到，刘若英的确深度关切这些女性人物在各自命运里的情绪释放。比如，疲于育儿的林佳云，偶尔躲到阳台抽烟、偷偷喘息，打电话关切自己无力亲身照料，被送进养老院的父母；对生活感到无奈时，黄苏菲会跑到父母的墓碑前大发感慨，父母早已因车祸去世近三十年， 她一直和最亲密的朋友谎称父母在海外定居，保留自己不被“可怜”的权利。
只是，可惜的是，这些影像上的震惊时刻，只是片段式地散落在剧中。它们更接近于一种旁白式的宣告——你看，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人生隐秘，拥有着多么令人无奈、悲情的质地，却缺少更扎实的叙事材料，把每个人物更具体的两难摊开来。
刘若英或许是想借助这三个差异化的女性角色，来表征当下中年女性人生各种可能的困局。只是，这些同质化的剖面，早在一轮又一轮影视、图书、播客等多媒体消耗后，缺乏能让人更深入探索的部分，观众可以不假思索地读取这些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性别议题。
演员刘品言（在剧中饰演黄苏菲）也直白表露对同质化女性角色的困惑。她过往出演过不少类似角色，在Netflix平台访谈中她说：“我演的苏菲，跟我过往常常遇到的单身独立女性形象，其实蛮多次的……所以这次奶茶导演和我说的时候，她还是会很希望我用这个角色给别人力量。但我就会卡住，想说我到底要怎样演出一个更不一样的苏菲呢？”
《忘了我记得》里的中女叙事是去精英化的。在这部剧中，刘若英提出了一个颇具当代性的问题：在现代婚姻里，社会地位相对非精英的一方，是否必须心安理得地以精英一方的生活方式为主，并为维持这种精英生活而自我牺牲？
程乐乐中年失业，白天在便利店忍受各类“机车”的顾客，晚上借脱口秀，才能吐槽生活里的颓唐与无奈。而随着丈夫张凯晋升为律所合伙人，婚姻里的阶层问题渐渐显露。她拒绝丈夫让她全职在家的提议，坚持要做一份丈夫眼里并不体面的工作。
导火索在一场“精英”饭局后燃起。当晚，律所的合伙人们各自偕妻出席，自称“贱内”的配偶要么是教授，要么是舞台剧演员，其间隐隐显露一条隐形的鄙视链。轮到匆忙到场的程乐乐自我介绍，“便利商店店员”的身份还未说出口，丈夫就替她谎称是银行主管。
回家后，两人大吵一架。丈夫理解不了妻子为什么要坚持去酒吧里“说笑话”。程乐乐也难以理解，为何为了匹配丈夫的阶层社交，自己就得放弃“不体面”的工作和业余爱好。“我不是这个世界上，唯一对生活感到无力的人，我站上台，然后讲那些我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嘲笑那些悲惨的事情，然后那些陌生人笑了。他们懂，你懂吗？”
谢盈萱饰演程乐乐。（资料图）
独生子女养老难题
程乐乐的饰演者谢盈萱在接受采访时说，《忘了我记得》讲的“是一个小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大的故事”。
的确如此。如果从“中女困局”的视角来审视这部剧作，《忘了我记得》难言新鲜，但其中所关涉的独生子女养老困境，又把这部剧的主题带入到一片更开阔的地带。
台湾相关部门2024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，台湾全省社区65岁以上老人，有7.99%患失智症，而这之中超过半数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。报告预估，到2041年，台湾65岁以上老人中，失智症人口会达到68万左右。
老龄化是东亚社会的普遍面临的问题，中国大陆也施行过长达数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，因此，在可预期的未来，独生子女养老问题会演变成一代人的棘手问题。
《忘了我记得》中，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，独生女程乐乐的婚姻也摇摇欲坠。搬去贴身照顾父亲后，她暗自庆幸，幸好没生孩子，不然“上有老，下有小”的中年生活，几乎要会将她吞噬。失智症父亲根本离不了人，她唯一一次溜去酒吧说脱口秀，想给压抑的生活一个出口，父亲就走丢了。
从某种层面上看，《忘了我记得》中所展现的独生女养老难题是极致的，它将一个近乎无所依傍的独生女，独自逼到赡养义务之中。当然，剧中的程乐乐，可以从台湾社会获得一些支持——家有失智症患者，家属可以申请护工上门帮忙，需要排位。只是，这种社会支持不能完全解决问题。
在儒家孝道文化熏陶下的东亚社会，照顾者实际上需要面临不小的道德压力。
折磨程乐乐的最大的心魔是：在照料失智父亲的过程中，自己到底有没有“尽力”？程乐乐疲惫不堪时，想过把父亲送往专业照料机构。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听到她和密友讨论这一可能性时，突然在一旁喃喃自语：“可不可以不要把我送走？”
这是失智父亲一句看似任性，实则出于本能的情感表达。这句嘟哝也让程乐乐回忆起童年，她也和父亲抱怨：能不能不要把她送到邻居家？
程乐乐面对的是一个情绪黑洞般的父亲。她不再能和父亲索要体谅，因为她一切的抱怨、倾诉都有去无回。她对父亲自我剖白：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会不会好？就是一切会不会变好？其实我很害怕，我很害怕你突然就走了，但其实我更害怕，你一直走不了。我很不孝。对不起。”
当一个曾经不安于父母“控制”的子女，变成“控制”父亲，并替他作决定的人，其中挣扎与艰难可想而知。作为子女，困扰程乐乐的一道道德难题是：如何确定真的是在为父亲做着最优的抉择？
早在父亲初步显露失智症状时，医生就推荐程乐乐让父亲服用最新的研发药，那时的父亲还能对着医生开玩笑，一切看上去没有那么糟糕。等到她疲惫不堪，再来询问新药事宜，医生告诉她，早已错过了药物的黄金干预期。
当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，需要去医院插管，程乐乐又面临着另外一道难题：父亲在清醒时，明确要求不插管，医生抢救他时，自己到底要不要在“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意愿书”上签字？
刘若英在剧中呈现的类似抉择时刻，给人感觉“惊悚”。这是这部剧极具现实关切的地方——它能让我们在拉紧自己脑袋里那根弦的同时，试图去思考，这个社会还能为那些身处养老困境中的人们做些什么。
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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